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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日回望，拜读来稿者邵唯实的文字，仿佛重踏人大秋日小径——从明德楼课堂到博物馆手稿，从智能估值逻辑到党史考据初心，一场跨越半世纪的精神对话就此铺展。

文中藏着两代人大人的“求真”坚守：胡华先生以纸笔为器，在史料中锚定历史坐标，践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治学箴言；邵唯实校友以代码为具，在数据中探寻价值回归线，延续对细节与逻辑的执着。技术迭代不停，但人大人严谨担当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。

文中“人大红”与“银杏黄”的秋日交映，虽已过季，却更显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的暖意。一代代人大人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，让精神血脉在坚守中升华。接下来，一同走进这份跨越时光的坚守吧～

作者： 邵唯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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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盟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委副主任

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北京的秋天，大概是这座城市最讲道理的季节。不像春天的沙尘或是夏天的暴雨，秋天的逻辑是清晰的，冷风来袭，天空异显湛蓝，银杏叶益发金黄，一切秩序井然……

我习惯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坐地铁去人民大学。虽然我有驾照，但在苏州街这地方开车，本身就是一种趋向拥堵的险境。下地铁到西门进校，这一路足够我从繁杂的事务中抽离出来，切换到另一种择栖频率。

几年来，我是商学院聘请的校外教师，课排在明德楼。那是一栋现代化建筑，矗立在西门旁，气派、崭新，里面装着最新的多媒体设备。我教的是《智能估值》，讲授怎么用计算机代码，怎么用数学模型去拆解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。

我的外公胡华早年是创办这所大学的红色元老之一，被称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。近期，家里长辈给我打电话，言语间颇为兴奋：“唯实，听说你一天拿到了三个软件著作权？这代表了新技术旺盛的生产力嘛！你写个文章，谈谈这个体会！”我答应了下来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书架上那一排证书，心里却在想：这只是结果，不是源头。

胡华生平简介

胡华（1921年12月16日—1987年12月14日），原名胡家骅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、教育家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、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。 1938年进入陕北公学学习。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0年，开始在 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工人部担任“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”教员，成为根据地最年轻的革命史教员。 1948年担任 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，并负责编写教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胡华曾任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、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、中共党史系主任和名誉主任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届和第二届成员、政治学、社会学分组召集人，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（1—50卷）主编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。

胡华一生笔耕不辍，著述颇丰。著有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《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》《南昌起义史话》《中国历史概要》（与翦伯赞、邵循正合著）等，主编有《中国革命史讲义》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》《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》《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》等。1987年12月胡华因病在上海逝世。

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，拿几个证书并不难。难的是，我们这份对数据和逻辑的执着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的思绪回到了人大校园，回到了下课后我常走的那条路上。明德楼是新的，代表着这所学校向未来延伸的触角；但只要往深处走，穿过那片喧闹的教学区，气场就变了。每次上完课，我都会去一趟博物馆。那里有专门的展区，陈列着外公——胡华的遗物。外公是这所大学党史专业的学科奠基人。在博物馆的展柜里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形象：严谨、执着，甚至带着一种那个年代特有的“硬核”。展柜里最让我驻足的，是那一叠叠泛黄的手稿，以及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、《中国革命史讲义》、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》以及那部浩如烟海的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50卷等。

这是外公经年的心血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那是怎么一种工作量。几十卷书，几千个历史人物，每个人物的生卒年月、籍贯、事迹，都需要精确到每一个小数点般的细节。

在没有电脑、没有数据库的年代，乐鱼体育官方网站外公做学问，靠的是极其繁琐的人力搜集。为了核实一个人的生平，他会把几年的报纸翻烂，把相关的信息一条条记下来，再用钢笔密密麻麻地写下批注。母亲常提起那个场景：深夜的宿舍里，外公把这些手稿铺满了一桌子。他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像一个精算的会计，又像一个破案的侦探。他要在这浩如烟海的信息碎片中，进行分类、比对、清洗、链接，最后还原出一个个真实的人。这种看似笨拙的功夫，他做了一辈子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是引用范文澜先生的：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。”

站在展柜前，我常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恍惚感。

我是个无神论者。但作为一个每天和数字打交道的量化交易者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，本质上和半个世纪前的外公，没有任何区别。我也在处理“人物传”，只不过我的对象不是历史人物，而是几千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。我也在做“数据清洗”，只不过外公是用红笔在纸上圈改，我是用代码去剔除数据的噪音。 外公试图在历史的混沌中，计算出一条“真实的逻辑线”；而我试图在市场的波动中，计算出一条“价值的回归线”。

我们都是“解题人”。唯一的不同，是工具。外公用的是人脑，不仅要运算，还要对抗遗忘、对抗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各种干扰；而我，坐拥着算力强大的超级芯片，几秒钟就能跑完他可能需要整理一年的数据量。但我时常怀疑，我的效率真的比他高吗？

我们在明德楼的课堂上，教学生怎么用复杂的模型去做分析，怎么用最前沿的算法去做估值。我们太快了，快到恨不得一天搞定三个软著，快到没有时间去核实一个数据的底层逻辑。但有时候，当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疯狂跳动的曲线，我会想起外公书桌上那盏昏黄的台灯。

外公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经过反复考证的实证。那种对“真实”的敬畏，那种甘心坐冷板凳的定力，在这个热衷于“弯道超车”的时代，显得尤为奢侈。

从博物馆出来，天色通常已经暗了下来。我会顺着博物馆前的路慢慢走。秋风起时，这里的银杏树便成了主角。人大校园里的银杏很有名，尤其是深秋，金黄的叶子铺得满地都是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

红色的砖墙，金色的落叶，这种“人大红”与“银杏黄”的对撞非常高级，热烈中透着庄重。我偶尔会看到几个老教授，头发花白，提着布袋子，在银杏树下慢慢地走。他们步子不快，神情淡然，与西门外那条永远拥堵的中关村大街形成了鲜明的割裂。

我想，外公当年大概也是这样走的吧。或许他也曾在某个秋日的黄昏，因为解开了一个历史谜团，而心情舒畅地走在这几棵树下。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短视频，他的快乐也许仅仅源于“求真”本身。

现在的我，虽然掌握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，试图用算法去解构这个世界，但每当模型出现误差，或者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时，我依然会感到焦虑。反倒是每次看完外公的手稿，默念那句座右铭，走过这片银杏林时，我的心会静下来。

因为我看到了答案：技术只是外衣，用毛笔还是用键盘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真正能对抗时间的，不是你一天拿了多少个证书，而是你是否拥有一种底层的“算法”——那股在喧嚣的北京城里，能甘心把冷板凳坐热，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拆解到底，不被噪音裹挟，只对事实负责的劲儿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